张伯礼，男，1948年2月26日出生于天津，籍贯河北宁晋，中共党员，中医内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医药卫生学部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代表性传承人。
1982年毕业于天津中医学院，获得中医内科学硕士学位；
1992年任天津中医学院中医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9年任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2002年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
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6年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2007年被文化部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代表性传承人；
2010年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2011年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4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16年获得吴阶平医学奖；
2017年被授予“全国名中医”称号；
2019年获得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并被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
2020年8月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同年11月获得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2022年2月入选第四届国医大师拟表彰人选名单。
张伯礼长期从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工作。
人物经历
1948年2月26日，张伯礼出生于天津市南开区。
1982年7月，毕业于天津中医学院，获得中医内科学硕士学位。
1982年9月—1992年7月，任天津中医学院中医研究所室主任。
198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7月—1999年12月，任天津中医学院中医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9年12月—2002年8月，任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2002年8月—2006年10月，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组建中医医疗队，担任中医治疗“非典”总指挥，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救治患者。
2006年10月，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2007年6月，被文化部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代表性传承人。
2010年12月—2018年12月，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2020年2月，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率领由来自天津、江苏、湖南等地中医医疗团队组成的“中医国家队”，进驻武汉市江夏方舱中医院。
2021年5月，任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
2022年2月2日，担任北京冬奥会第一百二十五棒火炬手。
科研成就
获得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获得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张伯礼长期从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开展中医舌诊客观化研究，开拓了舌象色度学和舌底诊研究方向。20世纪90年代开展血管性痴呆（VD）系统研究，制定了VD证类分型标准和按平台、波动及下滑三期证治方案；明确了中风病证候和先兆症动态演变规律，建立了综合治疗方案；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自1999年开展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创建了以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途径和关键技术。21世纪初完成了首个中医药对冠心病二级预防大规模循证研究，建立了中医药循证评价系列方法。开拓中成药二次开发研究领域，促进中药科技内涵和质量提升，推动了中药产业技术升级，培育了中药大品种群。
学术论著
截至2019年6月，张伯礼已发表论文400余篇，SCI收录80余篇，主编专著20余部。
人才培养
1、教育理念
张伯礼提出了“知识、能力、素质并重，以拓展学生创新发展能力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倡导强化中医临床思维，注重临床技能训练。
他坚持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相结合，要求学生从院校走出去，跟临床名师学习经验，培养具有一定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临床实用型人才。他还特别注重教学中的互动，鼓励师生间对病例进行分析讨论，创建了“基于案例的讨论式教学——自主式学习联动”的教学方法。
2、制定标准
张伯礼致力于创建中医药高等教育规范。2008年，他主持制定了《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开展了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和中医学专业的认证工作；主持制定世界中医学教育史上第一个国际标准——《世界中医学本科（中医师前）教育标准》，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组织各国专家编写了国际通用系列的中医药教材，筹建了“一带一路”中医师资培训基地，制定世界中医专业认证标准。
3、指导学生
张伯礼长期在教学一线指导研究生、亲自给传承班当班主任。截至2019年6月，张伯礼已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近300名，指导的3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篇获提名奖。
4、教学成果
2018年 以标准引领全球中医药教育——中医药教育标准的创建与实践
2009年 中医学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5、荣誉表彰
2018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第一获奖者）
2009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第一获奖者）
6、奖助学金
张伯礼先后将个人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吴阶平医学奖、世界中医贡献奖等奖金二百余万元捐给天津中医药大学设立“勇搏”励志奖助学金，培养立志献身于中医药事业的践行者。张伯礼为勇搏励志班制定“责任、坚韧、克已、奉献”的班训，注重学生的自我激励、自我管理、自我淘汰。
张伯礼（1948— ），出生于天津，籍贯河北宁晋，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名中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教育部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届药典委员会副主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世界华人中医医师协会会长。
张伯礼数十年从事中医药事业，成绩显著，贡献突出。自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吴阶平医学奖、光华工程奖、教育部教学大师奖，先后被评为国务院、中组部等部门授予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称号。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亲临武汉前线，带领中医团队全程深度介入治疗，制订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研究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方药。2020年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逆境成长，练就品质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当初张伯礼的父亲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博学而成才，又懂得用道德约束自己，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故起名为“博礼”。在家中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大，慢慢意识到自己作为长兄要照顾弟弟妹妹，照顾家庭，遂自己改名为“伯礼”。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供应紧张，当时10岁出头的张伯礼，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到吃饭时，摆在餐桌上的都是各种野菜，“最难吃的是蚕豆皮，炒后磨成面，特别干，吃完很难消化。还有连牲口都不吃的水杂草，母亲用碱水煮过以后，磨成碎末掺在面里吃”。有时放学回家，他看到与父亲同在粮食局工作的邻居会带回一点儿白面，或者黄豆、大枣，便好奇地问：“爸，咱家怎么没有那些粮食？”父亲告诉他，粮食局底下管着很多粮店，有些职工下班后就去粮店抖一抖卖完白面的空布面袋子，多抖几个，就能攒出一点白面带回家，黄豆、大枣属于计划外的，弹性大一些，“那些都是公家的东西，咱不能沾”。
张伯礼母亲在铸铜厂当工人，从事高温作业，工厂给高温工人准备了山楂水等清凉饮料。有的工人会拿着瓶子、壶往家带一点儿给孩子们喝，“我母亲从来不带，她告诉我们，饮料是给工人的，我们绝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自幼受父母的熏陶，张伯礼逐渐形成了无私的特质。长大后，他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天津大港上古林卫生院医疗队工作，长年驻扎在农村。当地有个习惯，例如患者在西屋，就会先请大夫到东屋吃饭，之后再去看病。张伯礼对此很反感，每次看病，患者在哪儿他就去哪儿。渐渐地，大家都知道有一位看病不吃饭的大夫。一个冬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张伯礼骑车去18里地外的村子给患者看病，看完已过中午时分。老乡把饭做好，非要留他吃饭不可。张伯礼不肯，蹬上自行车就回去了。作为医疗队的“小领导”，他回去就跟大家约法三章：“到农民家不许吃饭、不许喝水、不许抽烟。”当被问到为什么连一碗水都不能喝时，张伯礼的语气柔软了起来：“当时在农村，热水都很稀罕。老乡们没那么讲究，平时就喝点儿凉水，或者吃饭时喝点儿热汤，要喝热水就得用做饭的大锅烧，就得把锅反复刷干净。”
担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后，张伯礼曾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他告诉家人：“我是校长，有一定的权力，咱们今天立下规矩，涉及工作上的任何事，不能在家里说。”遇到亲戚朋友请他帮忙给孩子介绍工作或者想参与有关项目合作时，他从来都是简单粗暴地用一句话堵回去：“走正规途径！”张伯礼的妻子有时还要买点东西去亲戚家上门解释：“老张实在为难，这事不能办，他也办不了啊。”
师从名家，登堂入室
1968年，张伯礼毕业后被分配到渤海之滨的渔乡卫生院工作。当时大港还没有医院，张伯礼骑着自行车背着大诊包出诊，给当地农民、渔民看病。后来，大港开始建炼油厂、化纤厂、水泥厂，市里又派出医疗队支援，共同给居民和工人们看病。
1969年冬天下了场大雪，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雪里拔出来，往前一迈，又踩出个长筒靴一样深的坑。这天，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突发急性肠梗阻，需要送到40公里外的医院去救治，拖拉机在那么深的雪地里根本无法前行。情急之下，在老中医的指导下，他开了一剂大承气汤的方子，煮了给患者喝了。没有一个小时，患者大便就下来了，肠梗阻解决了。这神奇的效果，让张伯礼对中医药产生了好奇。
老中医很有经验，患者都找他看病，他一根针、一把草就解决了问题。张伯礼就跟着他学习中医药诊治，也治好了不少患者，这让他对中医药越学越感兴趣。
师从名家，登堂入室
20世纪60年代末，张伯礼刚当医生时，白天在公社卫生院帮人看病，骑着自行车出诊；晚上在土房里研读医经典籍，整理诊案、记录心得。1973年，张伯礼报名参加了当时的天津市卫生局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脱产班，上午上课，下午跟着老师看病、抄方子，晚上还要集体讨论，收获颇丰，医术也大有提高。两年半后，从脱产班毕业的张伯礼再回到乡村坐诊，每天大院里都挤满了开着拖拉机、驾着大马车来瞧病的人。从那时起，张伯礼每天就得看上几十个号。
1979年，张伯礼考取了天津中医学院研究生，师从著名医家阮士怡。他选择舌下诊作为论文课题。谦逊严谨的中医大师阮士怡勉励他：“一旦定下来，就要认真地坚持下去。”
上工厂、下农村，搞流调、做普查，历时一年；近5000人流调资料、数千张舌诊照片，数万份表格、几十万个统计数据，力求精准。两个多月后，论文终于完稿。当蓬头垢面的张伯礼穿着棉衣走到操场，才惊觉已是阳春四月天。这次经历，让张伯礼参悟到科研的真谛，品味到科研的艰辛，也收获了科研的成果。从那以后，张伯礼在中医药道路上潜心忘我。毕业后留校从事科研、临床、教学工作，至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医药事业。
为孺子牛，植桃李树
母亲的一句告诫，成为张伯礼的教学信条：千万不要误人子弟。一句朴实的告诫，包含了母亲对儿子的期许。教师往往能够影响学生一生的发展方向，而作为一校之长，其教学理念，能影响更多学生，一旦有误，影响非常大。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此，张伯礼时刻牢记这句话，从“不误人子弟”的底线，走向“立德树人”的高标准。他强调，要特别重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不能只注重专业知识，更要注重品德的培养。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和帮助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特别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我一直跟学生讲，医术固然重要，但想成为一名好医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仁慈的爱心更为重要。作为教师、作为医生，最重要的品德是爱心，爱事业、爱学生、爱患者，最重要的使命是责任和担当。”
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培养出一批超过我的学生”，希望有更多掌握中医思维和治病能力，“坐下来能看病，站起来可演讲，闭上眼睛会思考，进实验室能科研”的优秀中医人才涌现。
张伯礼对中医药事业和学生十分慷慨。他把吴阶平医学奖、世界中医贡献奖、教学大师奖等个人获得的全部奖金都用于助学，设立“勇搏”助学金，目前已捐资700余万元。春节，他陪未离校的学生吃饭；中秋，为学生准备月饼；学生生病，他买营养品送去；学生家庭困难，他悄悄为学生缴学费；冬天，给数十名贫困学子准备棉服，也一定记得样式各不相同，不忘保护好学生的自尊心……他说：“爱是教育的基础。”他的学生说：“他给我们的爱，是父亲的爱，是家人的爱。他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却把爱和陪伴给了我们。”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张伯礼同样殷切期盼中医药大学的老师们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四好”老师，并寄语老师们，“秉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勇担责任的优良教风，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到今天，张伯礼培养的硕博士研究生、海外留学生已经超过300名，遍布世界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
为民请命，国士出征
张伯礼既是医生也是教师，还是科学家，并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他始终铭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为人民工作。2003年，55岁的张伯礼在抗击“非典”前线作出“不负人民”的承诺；17年后战新冠，岁月虽然沧桑了白发，誓言却未曾改变。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2020年1月26日，临危受命、星夜赴汉的张伯礼出发前写下了这句誓言。从1月27日开始，他多次进入“红区”，白天指导会诊、调制处方、巡查医院，晚上开会研究治疗方案。2月16日，劳累过度的张伯礼胆囊炎发作。他不想耽搁分秒，只想保守治疗，直到中央指导组领导强令其“不能再拖，必须手术”。术前，照例征求家属意见。他怕老伴儿担心，说：“不要告诉家人，我自己签字吧。”
术后第一天，张伯礼便开始处理文件。第二天，在连线中国工程院召开的视频会议前，因担心病情为外界所知而影响士气，他把自己的上衣套在病号服外，衣领拉高，在病房角落的木椅上坐了整整4个小时。大家劝他卧床休息，他说：“仗正在打，我不能躺下！”术后第三天，张伯礼便再次投入一线战斗。他乐观又风趣地说：“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这儿了。”
奉献小我，成就大局
张伯礼虽为中医药人，但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每日必读《环球时报》和《参考消息》，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声音了如指掌。他常说，一个科学家要做半个政治家。无论是从事什么行业，都必须要清楚自己的定位，要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要服从国家大战略，满足国家需求。一个科学家，忘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仰，将是可悲的。他常说：高层次人才的较量，往往不是学术上的较量，而是品格和素质的较量。只有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才能成为大科学家。
所以，在国家、中医药事业获得重大成功和荣誉后，张伯礼表现得非常兴奋。2015年，张伯礼正在办公室批改文件，突然接到电话，得知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的张伯礼难掩激动之情，一气呵成连写了几首诗词；在屠呦呦获奖引起争论的时候，张伯礼站出来据理力争，又写下了《踏莎行·答疑客》。
2016年12月25日，中国首部《中医药法》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张伯礼喜极而泣，作诗回顾了立法的艰辛历程。《中医药法》是张伯礼心中多年的梦想，并一直在持续推进。对《中医药法》的内容逐字逐句、逐章逐节的推敲，哪怕是在立法审议最后时刻，几乎没有可能修改的情况下，为了中医药的发展，他仍不顾层层困难，提出了合理化修改建议，并多方解释其重要性，最终得到了认可，写进了法案中。
正是有着这样的家国情怀，古稀之年的张伯礼在2020年抗疫前线坚守82天，摘胆不下火线，有了合理的解释。也正因如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抗疫的胜利。中医药获得了认可，张伯礼也获得了认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他颁发了“人民英雄”的荣誉奖章。但在个人名誉面前，他表现得又非常谦卑。